互联网创造的初衷就是让世界各地的信息互联互动、让知识为更多人所用，自互联网诞生之初，先驱们便为“新世界”奠定了这样的基调。正因如此，开放性始终都是互联网最重要的特性，打开边界、兼收并蓄，要想实现网络世界的快速生长，二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和文化的结合也不例外。
在今天的文章中，科廷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李士林从互联网的文化理想出发，对腾讯的“新文创”实验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腾讯文化产品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新文创”战略的开放性，是不断开放、拓展边界的必然结果。
科廷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1、互联网的文化理想
2018年5月，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的访谈时，在评价互联网对大众读写能力的重要意义时毫无保留：从印刷术发明到阅读能力普及，历时数个世纪，而互联网将普通用户变成潜在的作家，则用时不过二十余年。然后，哈贝马斯话锋一转，说道，“令我恼火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标是经济而非为文化的新媒体革命”。
哈贝马斯是纸媒时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哲学大家，在社媒时代却不得不感叹公共空间碎片化，听众读者散落各处而知识分子无话可对，因而其新媒体模棱两端的态度可以理解，但其对互联网的批评并不公允。且不论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广了读写能力，提升了传播的效率，更是藉其长尾效应使得数以百万级的亚文化社群走出隐身状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参与公共生活，从而真正实现了自我表达的平等。其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如果新媒体不首先为文化服务，创造文化价值，其经济目标如何实现？
回顾历史，互联网先驱者们的首要着眼点恰恰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对超文本（hypertext）的开发者泰德·尼尔森 （Ted Nelson）来说， 他寻找的是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革命性技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人可以获取全人类累积的知识，人人可以同时是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中，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提出其对万维网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信息空间”，世界各地电脑上存储的信息实现互联互动，知识为所有人可用，从而摆脱等级制分类系统的束缚，获得新的自由。这两人的理想不谋而合，都是要建立平等开放、互联互动、共创共享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因此，从其诞生开始，互联网第一位的就是文化，而不是技术或者经济。
2、开放与生长
互联网发展至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枝繁叶茂，网络文化百花齐放，得益于它与生俱来的自我创新能力。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把互联网的这种能力称为“生长性”（Generativity）：由于用户人多面广，个体千差万别，如果其参与不受干扰和过滤，往往会催生预料之外的创新。在理想状态下，互联网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推陈出新，惊喜不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奇妙新世界。
互联网自我生长的前提，是保持其开放性（openness）：打开边界，对所有用户开放，对用户的所有贡献，兼收并蓄。
在开放的环境下，大量创新涌现，TCP/IP协议，万维网，超文本标记语言，电子邮件，网络浏览器，即时通信等，五彩缤纷，塑造了互联网商业化后的第一个辉煌的十年。随后各种应用出现，创新加速，从PC到移动端，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移动支付，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迅速地、全方位地重新建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腾讯、阿里、京东、百度等快速成长为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
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兴盛同步的是文化的繁荣、个性的彰显和社会活力的增强。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和自媒体和社交平台的普及，文化的大众化和流行化趋势向纵深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的流动、交互和融合加速，专家与用户、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大众与小众文化、高雅与通俗文化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文化之间的流动和融合不断催生新的文化形态，促进文化创意和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企业进步和经济发展。
3、封闭与控制
但是，从互联网发端起，其开放性就受到各种因素的钳制。
第一是规制不当。监管机构从政治、宗教、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等角度出发，设置无益于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议题。
第二是对互联网开放性的滥用，从网络黑客、极端言论、‘喷子工厂’（troll factory）到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权益的漠视，不一而足。
在国外有Facebook的丑闻，在国内则有网络水军，键盘侠，以及国内一些公司要求大公司必须开放用户数据的争议。对网络安全和极端言论的担忧导致监管机构和企业竖起高墙，加强控制，从而使网络走向封闭。水军和喷子则毒化言论空间，导致公地悲剧。一些公司而对用户的操控与用户信息的滥用，会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创意创新的主体，无异于涸泽而渔。
互联网的世界，开放则百花争艳，封闭则百叶凋零。如何在实践中找到开放与控制的平衡，实现开放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面对的挑战。
4、腾讯的新文创实验：开放性的文化创新
2017年11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访问康奈尔科技学院时提出科技加文化的未来战略，体现出腾讯对互联网文化属性的深刻理解。2018年4月，在这一战略指引下，腾讯将成功推行多年的“泛娱乐”战略升级为“新文创”战略，布局数字文化生产新生态。
2019年3月，在UP2019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总结了腾讯新文创实验一年的成就：找到传承与创新的平衡点，实现传统文化与流文化的融合；打破生产与消费的边界，让消费者参与创作和生产，重建文化生产和消费关系；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让用户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文化生产方式多样化，讲中国故事的能力不断提升。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在UP2019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现场
腾讯新文创实验的初步成功，表明互联网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如影随形的，经济价值首先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的提升来实现。新文创实验取得积极成效，得益于新文创战略的开放性。腾讯文化产品的成功，包括在传统文化领域的进展，是其不断开放、拓展边界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流行文化表现形式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开放。从与故宫合作《千里江山图》到与敦煌合作打造飞天皮肤，腾讯新文创实现了现代科技、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互动，让传统文化重新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其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内涵；其次是将文化生产过程对用户开放，实现文化产品的共创，推动了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第三，以开放的态度拥抱文化差异，以受众能接受的讲述中国故事，让作品走入人心。
正如知名编剧麦家所说，文学归根结底是关乎心灵的，心灵的成长、欢喜、困苦和忧愁，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一家人，古今也是一家人。正如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或者鲁迅笔下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样，把安娜卡列尼娜或者阿Q当作自己的邻居 一样，只有把人写深写透，把人性的光辉和阴霾刻画出来，文化作品才能四海为家。讲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是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故事是中国的，但人是世界的。
开放之中蕴含无限可能性，也意味着极大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但为了文化的繁荣，封闭绝不是选项。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说，“如果我们希望仍然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既通往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无常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用我们所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做好计划，实现安全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