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大体秉持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两种范式，分别以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前者通过“文本”创作技术的变迁考察了“文化主导权”的迁移，后者剖析了资本力量入侵文化市场后所重塑的“生产-消费”体系。本文分别从两种视角的合理性出发，收敛到两者在指引网络文学发展时存在的局限，并通过建设性地引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视角，探讨如何弥合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间的断裂。
2017年11月8日，作为国内网络文学旗舰的阅文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首日即股价大涨，同样备受热捧的还有上市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涨停的掌阅科技。从中文在线到掌阅科技再到阅文集团，网络文学平台的相继上市标志着中国网络文学在经历十数年的酝酿之后，终于受到了主流资本市场的认可。随着大资本运作下网络文学的批量影视化和IP产业链的形成，国内平面内容资源向影视、互联网等高阶媒介的跃迁路径已然成型。
互联网不再是年轻的“网络一代”自娱自乐的亚文化区域，而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新锐表现，网络文学如何在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上发挥积极作用，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向网络空间的有效投射，是值得各界深思的重要命题。本文从文本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三条学术取径出发，探讨了网络文学起兴的内在合理性，揭示了网络文学异化的深层原因，探寻了网络文学实现价值回归的可行路径。
一、网络文学的起兴：基于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视角
罗兰·巴特在文本分析领域有着卓越的认识，通过构建“常论”与“反论”的冲突结构来展示自身理论中的价值倾向。罗兰·巴特提倡摒弃常论，追求反论。因为在他看来，常论意味着僵化，反论则意味着多元。为此，他创造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多格扎”（Doxa）来指代常论，“多格扎即为公共舆论”[1]，是一种受到固化的意识形态支配的意义。“多格扎”在最初也是边缘化和受压制的新潮思想，但当它以一往无前的锐气推翻了主流话语权威并取而代之时，它往日的颠覆性和批判性也便随之消逝，从而沦为腐朽的常论。此时的“多格扎”需要反对和警惕的思想，需要凭借新的反论来挑战它。
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思想得以摆脱一元，走向多元。这一理念是罗兰·巴特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想，也恰好耦合了支撑网络文学走过“黄金十年”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宏观层面来看，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始于2002年，其间更替出现过几十个具有影响力的流派。各类别的小说均曾在某一时期独领风骚，但随着新元素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和发酵，各类型各流派小说百花齐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究其原因，正在于互联网所天然具有的“去中心化”舆论环境，有别于传统出版体制下由精英掌控话语权的格局，从而极大地拓宽了“非主流”和“亚文化”的生长空间，使得普通的草根阶层获得了开创和引领新文学风潮的可能。而从微观层面上看，一部动辄百万字规模的网络小说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写手持续融入新“梗”，杂糅诸多元素以实现不间断的情节反转，才能吸引读者“追文”，这就为大众文化元素的充分释放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应当说，罗兰·巴特哲学思想的立足点在于其独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视角。正是从该角度出发，罗兰·巴特体察到了“语言”这一本体在文本空间中积极寻索主导权的努力。巴特在“零度的写作”中指出，语言的在场即意味着创作主体的缺席。[2]此时，语言符号的意义也就从作者视角下有限的“能指”转向读者视角下无限的“所指”。在这种全新的写作方式下，传统语境中作者的权威性地位被消解，受众被赋予了积极解读意义的权力。以《S/Z》为代表的“片段式写作”通过对话语既定含义的分解，摧毁了篇章的整体性和接续性，将作品内蕴的稳定和统一一举击碎，从而实现了文本的多义性和开放性。
[3]最终，其理想之态呈现为“能指的银河系”[4]。网络形态打破了传统印刷文学时代的个体性、封闭性和超验性。在“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情况下，小说不再单纯是作者自身情感和态度的投射，读者对词句意义的多重解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连载”式生产的小说只有获得读者的青睐，才能够在激烈的“打榜”竞争中存活。书评区的跟帖、打赏、拍砖和投票等互动方式，都会对作者后续创作产生即时的影响，情节的走向和主角的命运在读者意见表达的影响下充满了无穷的变数。此外，数字媒体多维立体的书写特征使“文本”进一步向“超文本”升级，网络文学实质上成为了与互联网“微内容”相适应的、具有无限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微文本”，读者可以通过链接在不同的空间穿梭，并利用剪接、拼贴、插入等技术手段，对原始文本进行无限制的再加工和再创作，网络空间俨然成为大众语言狂欢的天堂。
媒介逻辑演变之后，巴特的两种写作理论都有了技术实践层面的支持，借此理论审视新媒介对传统书写概念的颠覆，可以透视“作者本位”和“精英本位”在网络文学场域的消弭，以及个体力量在该场域的激活和释放，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正前所未有地向作为“读者”的受众迁移，这使得巴特所推崇的乌托邦式的无限开放、无限自由、无限多元的哲学思想有了现实的基础。在媒介转型和现代技术解构了特定的文本结构及其内蕴的意识形态神话之后，国内学者大多借此理论来渲染传统文学时代精英式审美的崩塌，并在此种视角下肯定网络文学对激发和释放大众文化活力，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多元化发展的积极贡献意义。
但该视角的局限性也恰在于大量的泛文本主义的论述将文化现状与社会实际语境相剥离，将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特征简化为文学创作手法在媒介技术层面的跃迁，而忽视了巴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所以终究逃脱不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现代文化工业场景的预见，摆脱不了消费主义对于大众文化至上而下的宰制，因而并不能实现巴特所描绘的纯粹的零度的写作和意识形态神话的不在场。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在近年来基本成型，说明离开市场导向空谈技术对于多元文化的推动作用依旧是过于理想化的，亦说明国内学者引入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网络文学的发展在当下具备现实理性。
二、网络文学发展的异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用“文化工业”一词来体现流行文化以艺术和娱乐为名，实际上是通过兜售同质化的文化商品，施行隐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指出消费者在忘我地享受文化快感时，也逐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和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约翰·费斯克在粉丝文化研究奠基之作《粉都的文化经济》中引入了“粉丝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身为粉丝的受众并不仅仅只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其主要特征更包括了“生产力”和“参与性”。
[5]藉由这对概念不难发现，在后技术时代，面对文本，当受众由曾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具有双重身份的生产型消费者时，原生于大众媒介的网络文学正奇妙地泛出法兰克福学派所描绘的“商品化”光晕。以盛大为代表的网文制作公司将批量化、标准化的概念引入市场后，不仅依靠强大的“粉丝经济”支撑起出版、影视、动漫和游戏等系列产品链，还无偿获取有关市场趋势和受众偏好的数据反馈，二次售卖给广告主。在市场对其存在价值愈发认可的同时，网络文学版权化运营、产业化运作的模式也逐渐清晰。
应当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背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蔽统治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拷问，借此视角可以清醒地洞见在网文“有爱”外衣的包裹之下，其产业内部庞大的“生产-消费”体系是如何轰隆运转。宏观来看，自媒体平台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对其所追捧小说进行无偿“分享”与“二次创作”的意愿，粉丝作品成为了“注意力经济”中网站增加点击率、获取流量、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源泉，此时的媒介技术不过是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
当受众的无偿劳动成为生产的重要环节，作为“产消者”的读者也相应地沦为了创造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工具，个体独创力一经激活又顷刻被整合进商品秩序中。以ACG（Animation、Comic、Game）这类亚文化孕育出的“二次元”小说为例，它“开放、包容、悬置、矛盾”的粉丝文本特征，使其具有极度的“生产者式的”倾向。在此情境下，粉丝的生产力得以成形并“狂欢式”地生长。这种向文本注入生命力的过程，实际上是读者自身的欲望和偏好的投射过程，所谓的“爽文”，在创作的初期就开始发挥传递快感的功效。在意义的生产中，他们获得了现实中久违的对生活的控制感和重生的畅快感；在社群的交流中，实践了虚拟空间中的自我增权和同类群体中的身份认同——读者成了名副其实的“生产型消费者”。他们既在生产的初期积极地参与原始商品即文本的意义构建，又在生产的末端承担了关键性的消费者角色，这一双重角色使得商品经济得以形成完整的闭环。
且由于他们在原始文本建构的初期就参与其中，商业化的叙事得以过渡为社群内情感共通的“有爱”互动以及“草根”共享的精神食粮，使得与网文相关联的任何商品化意味还未出现便被消解。在目眩神迷的巨大愉悦感中，粉丝将网文视作从属于自身群体的文化资本，其商业化运作也带有了令人神往的激情。在此框架下，即便受众能够积极地参与文本的意义建构，但“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其对抗性内容而消去艺术的向度”[6]，一旦网络文学与商品秩序和平地交融，其发展之初便孕育的多样性和反叛性就陷入了一种可调和的伪多元主义中，甚至于其“草根性”愈强，商品化愈盛。当前市场上类型化和IP化的网文，正是这样一种调和后的产物。在这一背景下，以自我宠溺为风格的写作迅速成为标准模式，以致原本百花齐放的网络文学很快被类型小说格式化，进而带来了千篇一律、量多质低的网络文学供给，文化工业运作的内在驱动力之强可见一斑。
这是否意味着当后技术时代来临，网络文学在更高层面上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精神超脱注定要四散飘零？鉴于技术带来的超文本再造能力不过是封闭话语领域中自娱自乐的游戏，自由、叛逆沦为毫无意义的标签而被商品主义和消费主义牢牢钳制，这种充满全新活力的文学形式是否终将在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氛围下成为一座僵死的“文化工厂”？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透视资本一路高歌猛进之时网络文学的价值偏离，有助于摆脱罗兰·巴特文本主义视角下过度强调技术赋权所带来的局限性，并重新回归“技术理性”视域下对网络文学场域中整体价值导向的审视。
但依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工业技术逻辑下的大众文化市场将被一种形而上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支配，国内学者由此对网络文学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审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无法跳脱对技术本身的批判。尽管其逻辑理路中引入了更具有宏观现实意义的政治经济因素，但面对当下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已然显露出消极的一面。因为技术进步与价值捍卫被天然地对立了起来，使任何改善与调和无从着眼。同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样，该视角亦没有触及网络文学在文化层面上的价值重构。而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入场，恰能在延续法兰克福批判框架的同时弥补其实践意味的不足，并为新媒介生态下网络文学的价值回归开辟新的路径。
三、网络文学的价值回归之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
聚焦技术形态的变化和生产机制的更迭，国内网络文学起兴与异化的逻辑成因与作用机理已然明晰，但网络文学究竟如何从异化的边缘重新回到承载主流价值的积极角色上来，如何弥合网络文学发展道路中“媒介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间的断裂，罗兰·巴特、法兰克福学派亦或是费克斯的理论均未给出可行路径。这一路径的开辟，要联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在建设性地引入英国文化学者的观点后，我们发现，技术形态并不一定会使网络文学背离于传承主流价值的目标。相反地，在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下，网络文学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生长的场域。
技术改变了印刷文学的创作形态，也打开了大众参与意义建构的通途。诚然，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此时，从媒介革命中脱胎而出的网络文学就注定具有了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但仅仅从内容本身加以审视，网络文学与印刷文学之间并没有决绝割裂的沟壑。尽管文学表达技巧可能适应媒介形态而有所不同，但其中仍保有纸媒文学时代文学艺术对人类高尚情操的讴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在文学性上并不天然弱势于纸质文学。诚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观点，每一种媒介都有超越其原生语境，并向未知语境不断延伸的能力。[7]换而言之，文学在其媒介形态发生改变后仍然具有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功能。鉴于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学场域对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主流价值观建构的影响已然式微，网络文学代替纸质文学成为承载主流价值观的场域，就具有了历史、社会和技术上的三重必然性。由于媒介有能力左右人们对于“真善美概念的认知”，以及“真理观的定义和规范方式”，互联网在充当文学艺术的介质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的文本结构加以重构。对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印刷媒介衰弱而新兴媒介尚待整合之际，主流价值的宣导必然面临暂时的弱化，这恰是因为该时期内“媒介技术”与“文化价值观”间存在逻辑分离。此时，如何疏通“媒介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之间的潜在逻辑路径，从而实现其文学层面的价值回归，就成为网络文学研究不得不加以面对的迫切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曾将“圣化”了的精英文化“祛魅”，并赋予了大众文化以积极肯定的意味。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虽然也是从结构主义视角对意义进行符号和表征解读的，但由于将葛兰西“空间里的意识形态斗争”和“霸权”概念引入文化研究中，因而从立意上就对大众文化、受众解读和文化商品中的批判和反抗潜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而改观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暗淡前景的解析。霍尔指出，“大众文化具备双重支点，即其内部必然包含遏制与抵抗之双向运动”[8]，这实际上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视角的最大短板——忽视了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真正承载者的重要意义，同时开辟出将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构与斗争的场域加以审视的新视角，从而使其理论更具有积极的实践性。
由此，文化研究得以从法兰克福学派视角下大众与精英间的雅俗二元对立结构中超脱出来，大众文化得以从先天的通俗文化的标签中摆脱出来，成为类似于葛兰西所描绘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在这个“阶级争取权利的领域”[9]，人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进行复杂的编码和解码，积极地通过符号和话语的建构参与意义的生产，在这个“斗争的场所”中为“界定生活和生存方式而战”[10]，各种力量都可以在此中进行角力，这是“位置的战争”，而文化霸权的（暂时）出现“时常取决于各种力量关系的平衡”[11]。今天的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征形式，并不天然地具有技术批判视角下通俗文化甚至快消文化的劣根性。文学是由何种技术形态承载并不是决定其审美旨趣、价值取向的关键，即便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影响，但文学实践仍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复杂的多元性。
反观各类文学网站及各类延伸媒介，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景，已然成为承载各类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网络文学中的低俗、拜物、消费主义等“非主流”价值观的呈现并不必然是“文化工厂”中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效果，而是由“主流价值”话语在该“斗争场域”的失语及其“文化领导权”的缺位所致。因此，要使网络文学场域由“主流娱乐阵地”向“主流价值传播阵地”转型，就必须有承载主流价值的精英话语力量进入该场域，以平衡商业秩序下物化的价值观，通过占据文化领导权，为更具文化价值和审美品格的话语谋求生存空间，使印刷文学形式中的文化精华在载体沉没后得以在网络文学场域栖息，使网络文学在价值的导向和建构上也具备与其主流的市场地位相称的文化力量。
就这样，技术赋权下作者与读者间的紧密互动，实现了由文学创作向文学生产的质变，打开了网文场域多元话语生长的空间。资本驱动下生产-消费格局的重塑，使文学成为屈从技术、迎合消费的工业化商品，限制了网文向“主流文艺阵地”的转型升级。而要提升主流价值在网络文学领域的传播与影响，必须借助承载主流价值的精英话语力量，对纯粹的商业秩序予以制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重要方针，恰是推动精英话语力量介入并改善网络文学生态的关键举措，有助于提升网络文学在促进主流价值传播过程中的能力。
